另类的电影网络：看见“看不见的影像”的一种方式

范倍/文

中国当代独立电影始终处于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些力量既促成了独立电影的出现，也为独立电影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空间。独立电影在这样的空间里，也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场域和意见场域。这一场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极力寻求表达机会的动态能量场域。

　　我们也需要把这一动态的能量场域联系到独立电影的流通和观看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立电影借助于各种新型媒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生活提供的活力空间开辟并建构了一条自己的生存、发行、放映渠道。这一渠道，我们可以借用法国学者Richard Abel的术语，将之称为“另类的电影网络”。[1]按照这一学者的说法，这一另类的电影网络包括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定位的杂志、电影俱乐部、小型艺术影院、电影放映活动、演讲活动等等，其一致的目标是致力于推动电影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电影工作者也经常会支持这种努力，他们写文章，出席现身于电影俱乐部和艺术影院，甚至专门拍制在这种小范围的、精英汇聚的地方放映的影片。

广州“缘影会”负责人欧宁，他拍有纪录片《三元里》，现在的身份主要是艺术策展人。

 

　　尽管中国并不存在专门的艺术影院，但是这一“另类的电影网络”似乎也在很多方面适用于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传播语境的描述。目前中国的这一另类电影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民间观影团体，其二是盗版网络，其三是互联网。这三种途径或渠道事实上是相互缠绕彼此支撑的。互联网的出现和繁荣促进和扩展了观影团体的规模和数量以及它们的影响力，而盗版则为这些民间观影团体以及互联网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影片资源。

　　90年代中后期，独立电影开始在一些电影酒吧与大学校园放映，北京的电影酒吧有北大东门外的“雕刻时光”、北大西门外的“everyday酒吧”、清华东门外的“盒子咖啡馆”、“燕尾蝶咖啡馆”、电影学院附近的“黄亭子酒吧”等等。这些酒吧经营的时间长短各不相同，但是为独立电影爱好者提供了观看独立电影的空间，这些酒吧里独立电影的重要观众群是青年学生，它吸引了消费者也培养了消费者。此外，很多大学都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协会，比如北大影协，它们在校园里以学术交流名义进行小范围的影片放映。

　　由电影爱好者组织成立的民间观影组织最早在上海成立，即1996年成立的“101工作室”（负责人徐鸢），随后，广州的“缘影会”在1998年成立（负责人欧宁），2000年成立北京的“实践社”（负责人羊子），南京后窗艺术电影观摩会（负责人卫西谛），此外还有沈阳的“自由电影”、武汉的观影会、郑州的边缘社、重庆的M公社、山西的渐近线观影会、昆明的电影学习小组，除了实践社由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发起组织之外，其它都是业余电影爱好者自发形成。这些民间观影组织并不稳定，经常会因为组织者的学习工作的变动而发生变化。观影会组织观看的影片，通常都是所谓的“大师影片”与国内独立电影。在早期盗版碟还很少流传于坊间时，观影会起到了共同学习提高电影认识和审美水平的作用。然而，随着盗版碟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并能方便地购买的时候，许多电影爱好者自己都大量购买盗版碟，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小型影片资料库。这一现象构成了我所谓的“地下电影资料馆”。民间观影组织此时已顺势转向国内独立电影作品的介绍，起到了交流电影资讯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并且向着开办影展，规模化地介绍和整理独立电影创作成果的方向发展并进而参与电影制作。而且，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其影响也日益扩张。

南京后窗艺术电影观摩会负责人卫西谛

　　随着民间观影组织活动的深入开展，许多观影会的组织者都从业余爱好者转而成为专业工作者，或者进入电影杂志、电影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或者进入专业的电影学院学习，参与影片的制作。各个观影组织，也都逐渐了形成了自身的不同的特色。比如北京的现象工作室，不但定期举办“与导演面对面”的观影活动，还出版独立电影DVD碟片，介入独立电影的拍摄与发行，[2]尝试独立电影传播路径的设置。民间观影团体组织的成熟和功能的扩展，成为当代中国独立电影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说，国际电影节让中国独立电影走向了西方的另类电影网络循环系统，那么，存在于国内的这种以民间观影组织为主体的“另类网络”则将独立电影带到了国内观众的面前。因此，独立电影中那种“看不见的影像”也在一定范围内变得可见。这对于中国当代独立电影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通过独立观影组织观看独立电影的观众群是极其微小的，但却为独立电影制作者带来意见、反馈与鼓舞，同时，对于观影者来说也是很有趣的事情。这些观影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专业电影研究者与文化评论家，他们通常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言能力，通过他们在各种渠道和场合的论述和发言，形成并促进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另类网络”的繁荣，而他们的话语本身也体现出一种审美和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明显不同于主旋律和商业影片以及所谓“新主流电影”的情形。

《蔓延》涉及了盗版影碟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导演：何建军。

　　重要的是，这种由民间观影组织、盗版和互联网话语构成的所谓“另类电影网络”，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习系统和询唤系统。因为电影爱好者在这样的观众群体中占有极大的比重，新的独立电影工作者，有许多都是从观影活动中起步的，这样就打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电影工作者的单一格局。导演开始从观众中产生，这与国外独立电影的情形也比较符合。随着观众中爱好者自己参与拍摄电影的人越来越多，这些观影组织也开始举办各种技术讲座，讨论电影制作等问题。这应该是2000年后独立电影的数量在中国急剧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些所谓独立电影的质量也是参差不起的，有的极其粗燥，有的相对较好一些。

　　贾樟柯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一百年前，如果你感到孤独，你可以写一首诗；一百年后，如果你感到孤独，你可以拍一部电影。[3]把写一首诗和拍一部电影相提并论的前提，当然是因为电影拍摄工具变得垂手可得且简单、廉价和方便。把写诗和拍电影的作用并列，也暗示着一种新的电影情境已然产生。正如美国学者方砺可和张雪莲所言，当前中国影视产品已经进入了一种“动态的DV时代”，电影人和DV爱好者找到了一种低成本途径，去探索被中国电影历史忽略的电影类型，比如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他们因此也找到了能够包含这种电影的混合结构。[4]他们认为，影碟电影将逐渐取代那种“大于你”的传统大电影。新的电影体验仅仅是一种小体验和小经历。他们认为，影碟电影的小屏幕是一种创造性事件，电影中的叙述会逐渐被一种巡航感所取代。正因为在数码技术时代，看电影和拍电影这两者都可能只是一种小体验和小经历，所以独立电影或个人电影也许会成为一种普及物。

中国“地下电影”教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

　　或者有人会问：那么，这如何跟电影工业接轨呢？的确，独立电影与电影工业相距遥远，但是，它却并不排斥进入更大的工业／产业循环系统。在笔者看来，独立电影作为电影工业或产业的边缘现象，是工业和产业的重要补充，它既为电影工业培养了电影人才，也为电影工业培养了观众，提升了观众的观影技巧。当然，它也让观众的品味变得更加复杂而且难以捉摸。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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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世界电影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2] 坊间流传的电影《蔓延》即为一例，此片由现象工作室发起拍摄，最后通过获取国外资金完成最后制作。盗版现象在此片中属于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苏松妹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对此片的制作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崔子恩导演的大部分作品均由现象工作室以“独立电影”的名义推出。

[3] Stephen Teo，Cinema with An Accent - Interview with Jia Zhangke, director of Platform，见http://www.senseofcinema.com。

[4] 方砺可、张雪莲：《巡航与叙述：中国与美国的新独立电影》，刊载于《世界电影》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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